正仓院：

流传千年的瑰宝

01

日本保存中国文物最知名的地方非东大寺的正仓院莫属。在奈良和平安时代，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机关以及主要寺庙都设有仓库来存放重要物品。许多正仓建筑聚集的地区被称为正仓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遍布各地的正仓最后都消失了，只有东大寺正仓院建筑内的正仓仍保留着过去的样子。

756年6月21日，即圣武天皇驾崩7周年之际，光明皇后开始向东大寺捐赠天皇的私人物品，先后总计600件，以此祈求天皇灵魂安息。这些物品存放在寺院的正仓库房中（即现在的正仓院库房）。大约200年后的平安时代中期天历四年（950年），东大寺本觉院仓库中还发现了东大寺重要法会（包括大佛开光仪式）中使用的佛教器皿等物品，遂决定将这些佛教器皿搬到正仓院一起存放。

通过以上来源，可知正仓院宝物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基本都是传世物品，大部分是来自奈良时代（710年-784年）和平安时代（794年-1185年）的遗物，与出土物品不同，保留着早先时代被使用过的痕迹和真实风貌。目前，宝库中的传世宝物数量庞大，约有9000件。其中400余件是由唐代传入日本的中华文物。其余则是奈良时代从波斯、新罗等国经由长安传入日本的文物，以及奈良时代日本工匠模仿唐物所制成的工艺品。

这400余件宝物种类繁多，按用途对它们进行分类，包括卷轴文件、文具、家具、乐器、游乐设备、佛教相关物品、年度活动用具、武器和装备、饮食用具、服装和配饰、工艺工具和香料。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一件唐代螺钿紫檀五弦琵琶。这把琵琶是世界上唯一一件中国唐代五弦琵琶传世品，它是由产自南印度的紫檀木上镶嵌玳瑁、夜光贝的装饰制成。琵琶面板的主体图案是胡人男子骑骆驼弹奏琵琶的场景，男子和骆驼四目相对，仿若知音。其他部位则镶嵌菱形、花朵形以及鸟蝶等图案作为点缀。沉稳古雅的琴身和五彩斑斓的装饰相互映衬，使整件乐器看起来珠光宝气、灿烂华贵，显示出唐代特有的绚烂异国风情。经过学者的复原，据说此五弦发出的低音比现在常使用的四弦更为铿锵。

这400余件唐代宝物能够传入日本，和奈良时期以及平安早期中日交流出现了第一个高峰有关。当时的日本敬仰中国，19次向唐朝派出遣唐使（630年起，894年止），在这一过程中，唐朝律令制的引进、佛教的传入，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风貌；日本还加入了唐朝的朝贡体系，来自中国的物品被称为“唐物”，具有极珍贵的价值。而东大寺的建造正是缘起于光明皇后敬仰武则天，想模仿她创建大云寺，为国家祈福，于是她劝说天皇，于天平十二年（740年）发愿建造。

东大寺大佛于749年建成，大佛殿也于758年完工。东大寺正仓院的建立时间则没有明确记载，根据文献显示，最迟至天平宝字三年（759年）三月前，就已经建造完成。正仓院面阔33米、进深9.4米、高14米。采用庑殿顶（指四面为坡状的屋顶）、本瓦葺（指由中国唐代传统瓦型铺设的屋面）、高床式（由竖起的柱子上搭建平台修筑的建筑）样式修建。这种高床式建筑，下部由柱子支撑，悬空2.7米，有效隔绝了湿气和虫蚁；四壁由横截面为三角形的巨木垒叠而成，具有良好抗震性能，夏季木材膨胀隔湿，冬季木材收缩可保持通风。

千余年间，宝物就一直保存在这座建筑中，直到20世纪50年代，宝物移到了正仓院两侧的现代化库房，即西库和东库之中。西宝库主要存放已经清点好的皇家宝物，东宝库目前藏有正在整理中的宝物，主要是染织品，还有圣言经卷。

中国书画收藏：

中国学之下的主流中国书画认知

02

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历史非常悠久。第一次浪潮主要来自于奈良、平安时代早期（7-9世纪），在日本19次派出遣唐使和日本作为唐朝朝贡国的大背景下，通过遣唐使、入唐僧、民间贸易等途径，将中国书画带入日本，这些作品被学者称为“极古渡”品。这批作品数量有限，如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有三件7至8世纪的唐代抄本，即《王勃集卷·第廿九·第三十》《碣石调幽兰·第五》《世说新书卷·第六》，现在已经被认定为日本“国宝”。

第二次浪潮是镰仓和室町时代早期（12-14世纪），日本武家政权建立，禅宗兴起。这一时期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画被称为“古渡品”。先是镰仓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宋元时期，据统计，大约有250名日本僧人游学中国，平均驻留十至十五年，同时也有十几名中国僧人到日本传道，这些往来中日的僧人将中国的宗教画，主要是禅师肖像和佛道题材的人物画带入日本。另有一些其他题材的符合个人喜好的画作和书法，作为礼物也带入了日本。

到了室町时代早期，足利幕府与明朝恢复朝贡关系，足利幕府的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和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热衷于收藏中国书画，他们通过寺院和重新恢复的中日贸易获得作品，足利氏的收藏目录保存了下来。相比于一般僧人的收藏，足利氏的收藏更青睐宋元宫廷画院中的名家之作。足利氏收集中国书画，被认为是与奈良和平安时代以来以唐朝为正统所形成的以假名和歌为主的日本宫廷文化相对抗的举措，通过推崇宋代皇帝，推崇新兴的禅宗和朱子学，来张扬同样新兴的武士阶层继承新中国正统的合法性。

应仁之乱（1467年-1477年）后，足利将军的势力开始衰败，在其后动荡不安的长达150年的战国时期，足利氏家和京都各大寺院中的中国收藏也分散各地。但是中国作为新正统的合法性并未消失，当1603年德川将军结束战乱，建立德川幕府后，大约300位地方的大名取代足利幕府成为新的收藏主体，中国宋元绘画依然发挥着作为武家文化象征的作用。这就来到了日本收藏中国绘画的“中渡”期——江户时代（17-19世纪）。

与此同时，生活在江户末期的汉学家和书法家市河米庵（1779年-1858年）则开启了与武士大名不同的另一种中国绘画收藏，市河米庵主要收藏明清的文人书画，认为从元四家、吴门画派到董其昌才是中国书画的正统。这是日本中国绘画收藏的一个重要转折，接下来近代日本的中国书画收藏都将围绕这一转变展开。

市河米庵在70岁时，整理自己的中国收藏，包括书画、青铜器、文房具、古器物共两百六十余件。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这批收藏被米庵的长子市河三兼捐献给东京帝室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前身），其中中国书画约80件，成为该馆首批中国书画收藏，也是19世纪日本民间收藏中保存最完整的收藏品之一。

市河米庵作为19世纪日本中国绘画收藏的转折，还属特例，由于当时进入日本的绘画主要由江浙一带的中国画商操持，且只能通过长崎一地进口（日本在江户末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于1635年起仅开放长崎作为港口，直到1854年美国海军佩里叩关，此间禁止一切日本海船出海），其中不乏赝品。这一收藏趣味的广泛发生，还有待于辛亥革命之后，清皇室为了应付开支、王府为了支持皇室复辟、学人为了生活所需而大量拍卖皇室收藏和私家收藏，使得大量的真正中国主流书画作品流入日本，从而完全改变了日本收藏中国书画的面貌和趣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借由京都学派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热情追求，和辛亥革命前后大量私人藏品流出中国的契机，以及关西地区新兴家族企业的崛起提供的资金支持，共同造就了日本中国书画收藏的又一个高潮——明治末至昭和初的“新渡期”。

在这当中，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内藤湖南正是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1910年，为了调查敦煌藏经洞运回北京的剩余文物，内藤湖南和同事狩野直喜、富冈谦藏得到时任清朝学部的友人罗振玉的告知，首次来到北京。此行当中，内藤一行不仅观览了罗振玉的收藏，还造访了当时位列第一的收藏家端方，回国后，内藤将这次见闻告知大阪朝日新闻社的社长上野理一，并将从罗振玉那借观的宋拓《集王书大唐三藏圣教序》转让给上野，此作便成为整个关西收藏中最早的一件作品，也开启了上野的收藏中国主流绘画之路。

内藤带入日本的这一新收藏观念成为当时关西中国书画收藏热的主轴，包括：上野理一及其子上野精一的收藏，这些收藏后来都捐给了京都国立博物馆，直到现在仍为馆内中国书画的核心收藏；阿部房次郎的收藏，主要是宋元以前的书画，包含完颜景贤与清宫旧藏的名品，后捐献给大阪市立美术馆；住友宽一禀孤高品性，专门收集与自身处境颇有共鸣的明末清初遗民画家及扬州八怪等明清文人画，现藏于泉屋博古馆；山本悌二郎的收藏，以宋元明清为主体，包含罗振玉旧藏的大部分，后藏于澄怀堂美术馆；黑川幸七的收藏，主要是中国书画、青铜器和古钱，其中包括罗振玉的旧藏和殷墟出土的甲骨，后藏于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藤井善助收藏以清宫旧藏为主，后藏于藤井齐成会有邻馆。

不过内藤的视野也并没有笼罩一切，传统的日本古渡和中渡时期的喜好依然在延续。如矢代幸雄的收藏，主要是明治维新后流入市场的江户时代的大名收藏，以宋元时期的作品为主，现藏于奈良大和文华馆；桥本末吉收藏的篆刻家桑名铁城之旧藏，以中国正统绘画之外的明清绘画为主，现藏于东京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有的则是刻意收藏中国绘画主流之外的作品，以保留更多文脉，如林宗毅的收藏，现藏于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

另外有专门收集中国近现代的作品。如须磨吉郎的收藏，其中的齐白石作品为其特色，现藏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原田观峰则专门收集中国“文革”时期流入市场的作品，达两万多件之多，现藏于信乐观峰馆。

陶瓷器和青铜器：

从 实 用 到 鉴 赏 的 转 变

03

日本收藏中国的陶瓷器和青铜器，则和日本茶道有密切关系。早期，无论是抹茶道，还是煎茶道，日本收藏的中国陶瓷器和青铜器都是作为茶具来使用。陶瓷器一般是作为茶盏，多为宋元民窑的传世品；青铜器则用于水注和花瓶，一般是宋代的仿品。

先来说说陶瓷器的收藏。依然是罗振玉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近代开始修建铁路以来，这些地区地面下的文物逐渐流入市场。罗振玉曾记录自己在光绪丁未（1907年）的冬季，在北京市场上买到古俑、房屋、动物等明器，还说这是古代明器最早出现于市面，并为此专门撰文讨论。而日本人高桥太华在同年的夏天，也在中国洛阳的古董店里买到了两件唐俑，并带回了日本。日本东京美术学院最早于1906年购买汉代明器，之后帝室博物馆（今东京国立博物馆）、大仓集古馆（日本近代最早建立的私人博物馆）在其后的12年间又相继收藏了200多件唐三彩和唐俑。

与此同时，1918年，河北巨鹿县遭遇了罕见的大旱灾，百姓们纷纷挖井自救，救命之水没有找到，却使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被洪水淹没的巨鹿古城重现天日，大量的宋代瓷器和文物被发掘出来。消息一出，世界各地的古董商闻风而至，日本人所购得的精品为世界各国之最，达上万件之多，尤其是磁州窑的三分之二都被日本人所购得。这也带动了日本国内的磁州窑收藏热。在明治-大正时代的雕刻界先锋新海竹太郎的收藏中，磁州窑就占据很大比重。

到了昭和三年（1928年），清朝官窑瓷器初次被大量带入日本，其中就包括清瓷的精华——古月轩“梅绘碗”。之后昭和七年和九年的展览会上，又相继带入了中国瓷器的主流——宋官窑和哥窑。这些传世作品大多是香港银行流出的清皇室的抵押物。在这一过程中，横河民的收藏颇具代表性，覆盖了以上提及的从汉、六朝、唐代发掘的明器，到宋元的单色瓷器，及至明青花、五彩，清的单色瓷器、粉彩，约有藏品5000件。1932年后，前后七次，横河向东京国立博物馆捐赠中国陶瓷器共计1100余件。

另外，昭和七年（1932年）开馆的掬粹工艺馆，昭和九年开馆的白鹤美术馆，昭和十一年开馆的书道博物馆，昭和十六年开馆的根津美术馆都拥有非常优秀的中国鉴赏性陶瓷器收藏。

20世纪50年代，以钢铁产业起家的安宅产业在当时资金雄厚，第二代领袖安宅英一是一位极具艺术天分的收藏家。在他的指导下，安宅产业从战后的50年代就开始收集瓷器，至1976年已收集了1000件左右的精品，藏品包括中国、朝鲜以及东南亚陶瓷。其中中国瓷器有144件，虽然件数不多，但每一件都堪称该类型中的逸品。安宅英一继承了日本传统的喜好，要求藏品要具有“静谧”和“峻烈”感，这些收藏后来都归于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成为日本收藏中国陶瓷的一个代表。

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少大企业主、收藏家在世界各地大量购入艺术品，希望建立自己的私人博物馆，在中国陶瓷器收藏上，松冈清次郎和出光佐三等人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们分别创立了松冈美术馆和出光美术馆。这两位收藏家的收藏都是作为中国主流审美的代表，尤以明清官窑瓷器为主。

青铜器的收藏过程也极为类似。东京美术学校主要着眼于战国、汉代的小件器物以及唐代的铜镜。太仓集古馆则拥有大量清代的金佛和道教雕像。实际上，在义和团事件中，不少寺庙和陵墓也遭到掠夺，被掠走的文物不在少数。最具有代表性的青铜器收藏非住友春翠的泉屋博古馆莫属。

根据富田升的统计，住友在义和团事件后，收集了90件以殷周彝器为主的青铜器，本来是作为煎茶用具；辛亥革命后，又收集了140件殷周彝器为主的青铜器，同时将收集范围扩大到汉以后的用具和唐代佛像，其收藏的珍品水准很高。

日本的丝路探险：

与斯坦因、伯希和三足鼎立

04

在近代中国的丝路探险中，日本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发起者大谷光瑞是日本佛教界的宗教领袖，大谷光瑞年轻时就被派遣到中国、斯里兰卡、印度等国家考察佛教的发展情况，并于1900年到伦敦学习西方的宗教理论和传教方法，期间，他还常常拜访当时知名的东方学家沙畹。正是这种横跨东西的交流，使大谷光瑞很早就了解到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对于中亚和中国新疆古代遗迹的探索，也了解到中国新疆是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再到日本这一链条中，极为重要却被忽视的一个环节。

因此，他在1902年8月发起了日本首次中亚探险。这次探险，大谷光瑞从伦敦出发，经撒马尔罕，到塔什库尔干后分为两路：一路到今巴基斯坦吉尔吉特、印控克什米尔的斯利那加，另一路沿丝绸之路南沿进入和田，之后到丝路北沿的库车、克孜尔千佛洞进行了四个月的考察。

1907年5月，第二次进行中亚探险的斯坦因进入敦煌藏经洞，带走了第一批文物。1908年3月，闻风而至的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带走了第二批文物。同年8月，大谷光瑞组织了第二次新疆探险，不过此时的大谷还不知道敦煌藏经洞的存在，他们先是调查吐鲁番周围遗迹，然后再次兵分两路，一路循丝路北沿，调查库车、阿克苏、喀什等地的遗址，一路进入罗布泊沙漠，在楼兰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然后沿丝路南沿经若羌、和田，到达喀什，两队汇合。

1909年9月22日，在罗振玉等人请求下，清朝学部向兰州的陕甘总督发电报，要其勿令外人购买千佛洞中书籍造像古碑等。次年8月，藏经洞剩余文书被运回北京，接到罗振玉的通知后，京都学派的学者以及东京大学的泷精一前来进行拍摄和记录。这一年，罗振玉则将收集到的欧洲人探险报告翻译、整理成《流沙访古记》，此书的出版使斯坦因渐渐被中国学界所知。

正是在敦煌藏经洞被世人所知的情况下，1910年8月，大谷派出了第三次中亚考察队，这次考察再次前往了之前已经去过的吐鲁番、楼兰、库车、喀什、和田等地，并到达敦煌。虽然前一年，剩余的敦煌遗书看似已经全数运回北京，其实王道士私藏下了不少经卷（据统计，藏经洞内的经卷大约为4万件，斯坦因和伯希和一共带走约1.5万卷，约8000件被运回了北京，剩余的1.7万件下落不明），这批经卷中的一部分被卖给大谷探险队。大谷探险队还从中揭取了一些壁画和泥塑。

1911年，大谷将三次中亚探险的所得运回日本，藏于他位于神户湾六甲山上的别墅二乐庄。并邀请京都学派的学者和东大泷精一整理、校阅，泷精一主持的《国华》杂志成为整理刊布这些藏品的主要平台，后来这些藏品被整理编订为《西域考古图谱》一书出版。1911年11月，受大谷和京都学派学者邀请到日本避居的罗振玉和王国维，也加入对这批收藏品的研究当中。此后，日本的敦煌学就围绕这批藏品建立起来。罗振玉和王国维也由此开启了中国敦煌学的奠基性研究，王国维还利用这些资料丰富了对唐史若干问题的辨明。

不过，这批藏品后来命运多舛。1914年，大谷从法主的职位上退下来，将工作基地迁至上海、大连和旅顺港。二乐庄的部分藏品也被送到旅顺港，其中620卷敦煌文书借给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余一部分目前藏于旅顺博物馆，一部分运回日本后保留在西本愿寺，现藏于龙谷大学（包括《李柏文书》）。大谷还在经济困难时期出售过一些藏品，这部分藏品后来捐给了韩国总督府，现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另有小部分保存于京都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