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茶叶：

朱元璋，农民皇帝的“废团兴散”

01

明朝建立之初，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记载，四方贡茶仍“以建宁、阳羡茶品为上，时犹仍宋制，所进者俱碾而揉之，为大小龙团”。

不过，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并不认同宋朝茶文化的精致奢侈之风，亦由于少年出家为僧时喝过当时民间已有的“散茶”，所以登上皇位不久，便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九月，以不应“重劳民力”之名，下令“罢造龙团，惟采茶芽以进”。从此，“废团兴散”深刻改变了中国茶的发展方向，其中最为直接的影响就是推动了散茶制作技术的快速发展。

唐宋元时期，茶叶均为蒸青绿茶，即用水蒸汽杀青，之后再捣烂压块继而烘干的称为片茶（团饼）；蒸而不捣、直接烘干的谓之散茶；蒸后捣烂、不压而烘干的则为末茶。

南宋陆游《安国院试茶》诗的自注中提到的“不团不饼，而曰炒青”中的“炒青”应为蒸青散茶经锅炒干燥而成的茶，明初制茶流行的其实也是这种蒸青散茶。真正锅炒杀青的“炒青”和“烘青”制法是在明中后期发展成熟的。可以说，明代的炒青和烘青工艺为绿茶的百花齐放奠定了基础，出现了大量绿茶名品。

权斗与茶艺：

朱权，皇十七子的“以茶明志”

02

就在父亲“废团兴散”的同一年，年仅十三岁的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就藩于北方军事重镇大宁（今内蒙古喀喇沁旗南大宁故城），在当时诸王中与朱棣一起享有“燕王善战，宁王善谋”的声誉。靖难之役中，朱权被朱棣“绑架”到北京“软禁”，共同反叛建文帝，并承诺事成后中分天下。但成功夺权后，朱棣不但没有中分天下，也没有把富庶的苏州、钱塘等地封给朱权，反而将其改封至南昌，变相监控起来。

经历了骨肉相残、兄弟之心叵测、权力斗争险恶的朱权，只好寄心于道教、戏剧、文学，崇奉黄老之术而“构精庐一区，鼓琴读书其间……权日与文学士相往还”，以茶明志：“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以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终成《茶谱》一书，通过品茶、收茶、点茶、熏香茶法、茶炉、茶灶、品水等十六则内容，展现茶的自然之性，“崇新改易，自成一家”。

明初虽已普遍使用散茶，但饮用方式，一仍宋元点茶。朱权把唐煎、宋点、明散茶的因素择其要糅合在一起，开创“叶茶烹点法”，为以后叶茶冲泡方法的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基础。

与以茶明志相适应，朱权对品饮主张从简，回归天然。如精简茶具数量、采用不加雕饰的自然原料：茶碾，古以金银铜铁为之，皆能生锈，今以青礞石最佳；茶架，今人多用木，雕镂藻饰，尚于华丽，予制以斑竹，最清；茶匙，要用击拂有力，古人以黄金为上，今人以银铜为之，竹者轻，予尝以椰瓢为之，最佳；茶瓯，古人多用建安所出者，取其松文兔毫为奇，但注茶，色不清亮，莫若饶瓷为上，注茶则清白可爱……

饮茶习俗上，受古代煮饮习惯影响，民间一直有在茶里添加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调味品的习惯，明初姜枣之类虽已不再入茶，但仍有以果品佐茶的习俗。对此，朱权认为如果一定要调味，“莫若梅、桂、茉莉三花最佳。可将蓓蕾数枚投于瓯内罨之。少顷，其花自开，瓯未至唇，香气盈鼻矣”，开了以花草调饮茶的先河，促进了茶与花的结合，为明代花茶制作的滥觞。

明朝建立一百多年后，成化年间，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二十九《制国用·山泽之利下》中曰：“今世惟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有末茶矣。”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万历年间，黄一正在《事物绀珠》中辑录了雷鸣茶、仙人掌茶、虎丘茶、天池茶、罗佥茶、阳羡茶、六安茶等97种名茶，涉及地域南至云南金齿（今保山）、湾甸（今镇康县北），北至今山东莱阳，全国各地都形成了主要茶叶产地和代表名茶，奠定了我国近代茶叶和茶文化的大致格局与风貌。

宗教与茶性：

具有中国特色茶道的现实和逻辑起点

03

与焕然一新的生产和加工方式相适应，明代饮茶风尚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出现了文人饮茶的新天地，“文人与茶有如此紧密的联系，以至中国茶文化的全面进展主要就靠这种文人茶道的推动”。

无论是观茶色、品茶味，还是赏茶具，“明代文人所强调的是天、地、人心融通一体、清幽淡雅、超越尘世的理想境界”，与明中叶以后心学炽盛、儒释道三教合流后所追求的那种平淡、闲雅、端庄、质朴、自然、温厚等精神需要相契合。

如江西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赖功欧所言：“道家与茶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源头上，儒家体现在观念核心上，而佛教禅宗则体现在茶文化的全面兴盛与发展上。禅宗对中国茶文化的功绩最大。没有禅宗，中国的茶文化甚至不能称为茶文化。”

确实，禅宗作为佛教传入中国后高度本土化的产物，以静虑、冥想或顿悟作为超度救世的法门，始终在寻求去妄存真、任运自适、圆悟圆觉等境界，本质上是一种审美和生命体验，而品茶正如参禅——即所谓“禅茶一味”。

明中后期文人茶的“禅茶一味”经验，实际上是一种面对政治的明哲保身和精神上自我麻痹的“诗性智慧”，它虽然“在美学上有更高的境界，在文化气质上也显得更为清高，在品味上也追求人品与茶品的相得”，但一点政治的波澜就可以将其无情解构，形成“文人茶”文化中极为特殊的矛盾现象。

文人与茶境：

安身寄命里的诗性智慧与历史解构

04

通过在茶中娱情、揽胜、率性而为，明中后期文人不但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散茶品饮方式，而且贡献了大量以茶为题材的诗词和绘画作品，以“吴门四家”中文征明、唐寅为例，他们的绘画不仅享誉江南，对茶事活动和创作也乐此不疲，留下以茶为题材的大批珍贵画作。

文征明对茶事、茶书、饮茶之法探究不息，撰有《茶录考》一文，对蔡襄《茶录》的书法艺术、版本、写作时间作了深入考证，并有茶诗和叙及茶事的诗150多首存世，除诗文外，文征明还有《惠山茶会图》、《乔林煮茗图》、《品茶图》、《茶事图》、《茶具十咏图》、《浒溪草堂图》等多幅以茶为题材的绘画。

唐寅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应天乡试中考取第一。不幸的是，次年进京参加会试，因风头太过而遭人构陷，一时间“谗舌万丈，飞章交加”，卷入科场舞弊案，“至于天子震赫，召捕诏狱”，虽最终查无实据，但却断了他的仕途，此后，唐寅纵情于诗画之间，以茶为题材的作品有《卢仝煎茶图》《煎茶图》《斗茶图》《烹茶图》《煮茶图》《事茗图》等。

当所有人都弃绝唐寅时，文征明站在了唐寅一边，并劝他收敛一些，但唐寅并不以为然，并以“性灵既异，趋从乃殊”为由拒绝了文征明的劝诫，走向更为肆意的才情抒发，自署其印鉴曰“江南第一才子”。

这虽使他“风流才子”声名鹊起，却也招来了更大的隐患，接受了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想效仿明成祖朱棣夺取帝位）的重金延揽，前往宁王府待了半年，后发觉其有异志、意欲叛乱后，故意“醉酒佯狂”“脱光衣裤，露其丑秽”，使宁王无法忍受，只得放还，侥幸躲过一场大祸（后宁王起兵叛乱，兵败后被处死，与他有瓜葛的文人都受到株连），从此穷困潦倒，以卖画为生。

宁王事件后，唐寅才真正有所省悟，一方面在写给文征明的《又与文征仲书》中表示，自己可以在诗画创作方面与文征明一比高下，但在学问、品行上，面对文征明对待权贵人物的淡定，不用书画结交太监、诸侯王和外国人（以避免引起非议或牵扯到权力斗争中），以及对饮酒、声色的克制淡泊，“寅将捧面而走矣”。可见以唐寅为代表的明中后期文人，不管怎样率性而行，最后都逃不出观念的困境，回归到以文征明为代表的那种内敛和温柔敦厚中。

总结与茶书：

皓首穷茶、痴迷不悟的“文艺复兴”

05

据农史专家万国鼎《茶书总目提要》，中国古代茶书，有唐代7种，两宋25种，元代未见有专门的茶书，明代55种（明初朱权《茶谱》和谭宣《茶马志》两种，中期10种，后期43种），清代11种（康熙及相近年代7种，3种成书年代不详，光绪年间仅程雨亭《整饬皖茶文牍》1种）。可见唐代《茶经》之后，经过宋元的发展，明朝中后期到达一个高峰，但清朝中期和后期，茶书很少出现有力的新作，文人们沉湎于考据训诂，传统茶学逐渐走向没落，未能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

万历十四年（1612年），时任福州知府、酷嗜茶道的喻政与友人整理、汇编成《茶书全集》一书，不但集陆羽《茶经》以后“茶书之大成”，而且收录了几种其他书所未载的茶书，使之“赖以流传至今”。

《茶书全集》共有万历壬子版和万历癸丑版两个版本，其中壬子版分元、亨、利、贞四部，共收茶书17种，癸丑版为前者的增补重印本，分仁、义、礼、智、信五部分，收录茶书增加到27种，上起唐代，下至明中后期，包括陆羽《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朱子安《东溪试茶录》、蔡襄《茶录》、审安老人《茶具图赞》、张源《茶录》、屠隆《茶说》、陈继儒《茶话》等等。虽刊刻极少、存世量稀，但《茶书全集》的初版本、增补本仍有幸入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内阁文库——正是在《茶书全集》这一意义上，日本学者布目潮沨把明中后期视为中国茶的“文艺复兴”时期。

除了《茶书全集》中的收录，明代55种茶书中，现存的有近40种之多，其中以张源《茶录》和许次纾《茶疏》为代表，此二人都是无意科举的不致之仕。

张源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前后著成《茶录》一书。《茶录》约1500字，分为采茶、造茶、辨茶、藏茶、火候、汤辨、汤用老嫩、泡法、投茶、饮茶、香、色、味、点染失真、茶变不可用、品泉、井水不宜茶、贮水、茶具、茶盏、拭盏布、分茶盒、茶道等二十三则，精练简要，言之有物，称得上明代茶书的经典之作。

许次纾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著成《茶疏》一书。书中通过产茶、今古制法、采摘、炒茶、岕中制法、收藏、择水、火候、饮啜、论客以及茶所等三十六则内容，详细介绍了明代散茶的品饮艺术。

除了对饮茶流程完整、细致的介绍，明代茶书中，还有专门介绍某一类茶的作品，如以产于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的名茶——岕茶为主题的茶书就有熊明遇《罗岕茶疏》、冯可宾《岕茶笺》、周高起《洞山岕茶系》、周庆叔《岕茶别论》（失传）等专论。

除了专门的茶书，晚明至清初，明人有关茶的文字还见于小品文、随笔、杂记以及文集等著述，如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文震享《长物志》、高濂《遵生八笺》、屠隆《考槃余事》等，内中对茶事的相关记录和论述也是明代茶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亡后，这一潮流又在那些拒绝仕宦的入清文人身上延续了半个世纪，直到康熙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