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统治者对汉文化的精髓“茶道”深得其中三味，不仅皇帝本人爱茶、好茶，甚至还号召群臣品茗论道，促使宫廷茶文化于康乾时达至鼎盛，尤其是乾隆朝的重华宫茶宴和乾隆本人在传统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集大成者”形象，留下了令人品味三匝的“茶语千秋”。

生产与贡茶：

数 量 和 种 类 不 断 增 加

饮茶是清代宫廷生活的重要方面，其来源则是贡茶。贡茶制度正式形成和发展于唐代。当时的贡茶征收大致有两种形式，一是朝廷选择茶叶品质优异的地方令其定期、定额缴纳贡茶；二是在适合茶树生长且交通便利的重点产区直接设立贡茶院进行专门的贡茶生产制作，如位于常州宜兴和湖州长兴交界处的顾渚山就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贡茶院。宋代贡茶基本沿袭唐制，顾渚贡茶院的地位被福建建安（今建瓯）境内凤凰山的北苑贡茶院取代，建安以制作龙凤团茶而闻名天下。

明代“废团兴散”之后，“以茶芽进贡”，福建茶区退居幕后，江南等地由于善产绿茶、芽茶而兴起，成为贡茶的主要产地。嘉靖以后实行一条鞭法，由地方官府定期、定量向民间购买包括茶叶在内的各种土产（购买费用在田赋项目下支出和开销）进行上贡。

清代贡茶制度基本延续明代，但在生产规模和茶叶制作技术上，都有了极大发展，征收范围进一步扩大。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记载，清宫贡茶的主要产区有云南、福建、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等地。康熙十七年（1678年），“经礼部议云：旧例江南、浙江、江西、湖广、福建等五省芽茶，每岁采摘，装封，铃印封固，俱限谷雨后十日起解，程途远近各有限期。”

贡茶的征收主要由户部和礼部负责。户部征收完后，移送内务府广储司茶库收存。据《大清会典》记载，浙江黄茶是由户部征收贡茶的大宗，“定例浙江省每年送交黄茶二十八篓，每篓八百包，由户部移送”。礼部原本并不是收纳各省贡物的主要机构，顺治年起，开始收纳天池茶和六安茶等一些特殊贡茶，《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顺治七年（1650年），“礼部照会产茶各省布政司，每年谷雨后十日起解，定限日期到部……如有晚延，将督抚、布政司一并办处……其江南省六安霍山芽茶，仍令委官员起解，于进到时，即会同光禄寺交送内务府（茶库）收供内用”。

除了传统的献贡方式，皇帝巡幸到各地时，“驻跸之地，亦必以方物寄献”的“迎銮贡”也是清代地方茶“自我推广”的一种方式——徽州名茶老竹大方就是由大方和尚作为迎銮贡进献给乾隆的——客观上使中央有了了解地方茶叶精品的机会，也为地方茶叶进入皇室消费范围提供了渠道。

所有这些征收而来的贡茶最终大都收归内务府下广储司的茶库收储。精通满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的清宗室昭梿在《啸亭杂录·内务府定制》中记载：“内务府所属广储司，凡库有六，曰银库，曰缎匹，曰衣库，曰茶库，曰皮库，曰瓷器库。各有专司，惟茶库兼收人参，为六库之最要。”《清宫述闻》中“茶库”一节统计，茶库每年收进贡茶约30多种，每种各数瓶、数十瓶乃至百金瓶不等，茶叶进贡规模之大世所罕见。与之相应的，清代宫廷各年所用贡茶通常为一万三千九百多斤。

统治与茶宴：

国家文化事业与典章政治宣扬

作为古代国家的权力核心和国家财富的主要受益者，宫廷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最高消费水平，反映了社会生产的总体状况，并成为联结中央与地方的纽带，牵动着民间社会各方面的神经：贡品数量的增减会影响地方的生产，贡品中所包含的统治阶层的审美和价值情趣，也会影响民间的流行趋势。

努尔哈赤时期，后金宫廷中已有奶茶、松萝茶、清茶（与花茶相对的素茶）等茶类。入关之后，康熙、雍正、乾隆都喜好饮茶。陈康祺《郎潜纪闻》记载，“碧螺春”名闻天下就是由于康熙的品题：“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岁产野茶数株，土人曰吓煞人香。康熙乙卯，车驾幸太湖，抚臣宋荦购此茶以进。上以其名不雅驯，题之曰碧螺春。自是地方有司，岁必采办矣。”清代皇帝喜爱饮茶的风习一直延续到清末，光绪、慈禧也都爱饮茶。

除了皇宫日常生活和皇帝个人爱好，清代宴饮文化繁盛，宴会形式众多，类型不一，其中既有礼仪整饬、程序严明的“新正外藩宴”“上元正大光明殿筵宴”“保和殿筵宴”“太和殿筵宴”等大型筵宴，亦有“侍皇太后宴”“宗室曲宴”等小型非正式宴会。《大清会典》中记载说：“大燕之礼：恭遇元日，万寿圣节及大庆典，前期部疏清，得旨，由领侍卫内大臣奏命进酒。大臣、尚茶庀茶，尚膳，内容御馔。”可知仪典上都有赐茶的环节。

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六十一年（1722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嘉庆元年（1796年，因乾隆退位后仍握实权，所以朝廷内部又称乾隆六十一年）共举行过四次的“千叟宴”，不但开宴后第一道程序是“就位进茶”，而且为表示对老人的尊敬，还有皇孙和宗室子弟执爵觞倒茶的情况。无论哪种情况，这些大、小清宫仪典活动中，茶都还只是在整个流程的某个环节中发挥其作用，到“重华宫茶宴”时，茶变成了“主角”。

乾隆八年（1743年），乾隆邀集翰林、臣工举行君臣联句活动于旧时潜邸重华宫，开启了“重华宫茶宴”之滥觞。此后每年都会在正月初二至初十之间择吉日，钦点亲近的大学士、内廷翰林等高层官员在重华宫前院正殿崇敬殿举行茶宴活动，主要活动包括看戏、作诗、联句以及品饮茶宴专供——乾隆自创的以松实、梅花和佛手三种材料搭配、以蠲制的雪水加热后点泡而成的“三清茶”。

不但如此，乾隆还特意吩咐景德镇御窑厂工匠按钦定瓷器图样制作了茶杯、茶碗、茶盅等一系列“三清茶”茶具，上面绘有松竹梅纹饰和乾隆御制的《三清茶诗》：“梅花色不妖，佛手香且洁，松实味芳腴，三品殊清绝……软饱趁几余，敲吟兴无竭”，茶宴结束时，诸臣可将茶碗“怀之以归”。重华宫茶宴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绵延87年之久，共举办66次之多（其中乾隆朝举办42次），参与人数总计达到2000余人次。

乾隆与皇帝茶人：

世界破碎之前的“内圣外王”

虽然没有像宋徽宗《大观茶论》那样专门的茶著，但乾隆绝对称得上“历史上留有品茶记录最多的皇帝”。在权力与茶之间，据说这位在位六十年的皇帝，在传位给嘉庆时，一位近臣对他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则回答：“君不可一日无茶”。

为加强对江南的统治和对运河的控制，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四十九年（1784年），乾隆六下江南，进行南巡，途中留下很多和茶有关的故事，在一次次身临其境的体验中，形成对茶的独具特色的认识，其中尤以“水以轻为上”的鉴水品泉理论和诸多茶舍的兴建为代表。

自唐以来，陆羽以庐山谷帘泉为天下第一泉，惠山泉第二，茶人皆以此为准，几成定论。乾隆本着“水以轻为上”的理论，命人特制银斗进行实际称量，御撰《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一文，正式提出烹茶的泉水应该以“玉泉为天下第一，则金山为第二，惠山为第三”的论断。此后，玉泉水专供御用，甚至每次出宫巡游，都要命人带玉泉水以备需用。乾隆还称量了雪水和荷露，并将二者列于二十水品中的第一、第二品。

不但如此，乾隆还在北京故宫、三山五园（位于北京西郊的清代皇家园林，其中“三山”为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为万寿山清漪园/颐和园、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蓟县静寂山庄等行宫御苑建造了很多茶舍，如西苑“千尺雪”和“焙茶坞”、香山静宜园“竹炉精舍”、玉泉山静明园“竹炉山房”、香山碧云寺“试泉悦性山房”、蓟县静寄山庄“千尺雪”等。

乾隆一生曾数次在诗文中流露，与追求风雅而文恬武嬉的宋代皇帝和只识武力的元朝皇帝都不同，他要在保持满洲皇帝民族性的同时，达到中国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的至高境界。第一次南巡（1751年）至杭州时，正值采茶季节，看完天竺山（位于西湖之西偏南约五公里处）茶农采茶、制茶后，乾隆对茶农的艰辛产生直接感触，作《观采茶作歌》：

火前嫩，火后老，唯有骑火品最好。西湖龙井旧擅名，适来试一观其道。

村男接踵下层椒，倾筐雀舌还鹰爪。地炉文火继续添，干釜揉风旋旋炒。

慢炒细焙有次第，辛苦功夫殊不少。王肃酪奴惜不知，陆羽《茶经》太精讨。

我虽贡茗未求佳，防微犹恐开奇巧。防微犹恐开奇巧，采茶朅览民艰晓。

诗中除了对采茶、炒茶、揉捻等劳作的描述，还与陆羽《茶经》进行比较，认为其太过“精讨”，没能意识到茶农的艰辛，并用儒家修身观中最为深刻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表达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自勉之情。

而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的一首题唐寅《品茶图》诗中，乾隆表达了“飘乎仙”的道家情怀：“伯虎品茶事欲仙，朅来逸韵仿依前。中人茗碗安排就，双手高擎俗已然。”乾隆一定对仙道不陌生，因为他的父亲雍正热衷仙道药石，《试泉悦性山房戏题》一诗中“过亭不数武，则已洗心竟”，不但“洗心竟”三字深得道家“真意”，乾隆还在试泉悦性山房茶舍前建了一处“洗心亭”。

除了儒家修身和道家成仙情怀，乾隆的“禅悟”在他对惠山寺和惠山泉的感情表达中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仿惠山听松庵制竹炉成诗以咏之》以“胡独称惠山，诗禅遗古调”说明惠山的“诗禅古调”是他对那里情有独钟的原因；《试泉悦性山房》“泉色泉声两静凝，坐来如对玉壶冰。拈毫摘句浑艰得，都为忘言性与澄”流露出的那种摆脱一切成见，在“无事”“无心”“无作”中直入“本来无一物”的“茶禅一味”之境，亦是典型的禅悦逸韵之境。

赏赐与外交：

茶叶贸易，或茶叶统治格局

18世纪中叶，饮茶在英国日益普及，对茶叶的需求急剧增长。1784年，英国将茶叶进口关税由原来的119%降至12.5%，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尤其是茶叶贸易）突飞猛进，在欧洲各国进口茶叶的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地位，“如果垄断了茶叶贸易，英国政府以及社会各个集团都会从中分享到巨大的利益，全国上下都渴望中英贸易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在此形势下，为改变与中国的贸易关系，早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五年前，英国就在1787年派出了卡斯卡特使团前往中国，只是由于卡斯卡特中途意外去世而夭折。五年后，1793年8月8日，马戛尔尼使团以庆贺乾隆八十寿辰的名义，抵达浙江舟山群岛，得到舟山官员赠送的名贵的六安茶和武夷红茶。寿庆期间，据《奏销档：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奏报遵查乾隆五十八年接待英吉利来京贡使情形折》记载，赏赐马戛尔尼使团的物品中，普洱茶占了茶叶类赏赐的八成之多，另有一些六安茶和武夷茶。

10月7日，使团乘船沿大运河离京南下杭州，经浙江、江西水路，过南岭趋广州。这条线路恰好是清代茶叶南下广州的“官路”和外销茶主要产区分布地，为使团沿路对当时的茶产地、茶种植、茶特征、茶采摘、茶制作、茶装箱等事宜进行详细考察提供了意想不到的方便，不但收集了不少一手资料，而且在征得陪同护送大臣和当地官员的同意后，“收集茶籽”“选取最佳之茶树数棵”，成为后来在印度培植茶树的重要资源……遗憾的是，乾隆和他的臣子们意识不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从清宫记载来看，茶叶赏赐的数量，远远多于其他物品，个中原因，清代学者赵翼曾言：“中国随地产茶，无足异也……太西洋距中国十万里，其番舶来，所需中国之物，亦为茶是急，满船载归，则其用且极于西海以外矣。”由于国外的需求，清廷将茶叶作为“抚驭之资”和辅助调控统治的手段，而对茶叶买卖严加控制，“凡伪造茶引，或作假茶与贩及私与外国人买卖者，皆按律科罪”，借此维持想象中的“茶叶统治格局”……